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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


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指出,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在型塑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把西周政治文化概况为“崇德贵民”,把西周的宗教文化在类型上归结为“天民合一”,那么后来的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的道德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承继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的儒家来说,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气质自然是它最鲜明的特征。儒家传统重视“人文”,儒家文化倾心于人的问题,具有极浓的人文关怀意蕴。

“人文”的内涵很复杂,涉及到对“人文”、“人文主义”以及“人文精神”理解。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诉求,但是中西方文化在表述上是不同的,对“人文”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人文”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与“天文”相对应。《周易·贲·彖》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哲学中的“人文”,即是指“以文明之道(伦理道德)来教化天下”。在西方哲学中,“人文”相对应的英文则是“humanism”,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兴起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潮,主张思想启蒙,倡导自由和个性解放,以“人道”、“人本”来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本”的神学主义思想相抗衡,“人道”相对“神道”,“人本”相对“神本”,“人权”相对“君权”。

现在通行的“人文”一词,正是现代意义上“人文”涵义,即来自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虽然滥觞于14、15及16世纪,但要至19世纪初,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名词才最后成立,它由德国教育家F.尼特哈麦(F.Niethammer)于1808年所创。人文主义者所要教育的乃是完整的人。此外,人文主义还是一种重新研究西方古典思想的学说,意在通过对古典学问的批判来继承复活古典思想。人文主义是以人,尤其是以个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一种哲学理论和价值观。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既是形而上的思考,也是形而下的活动。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正是在“人文主义”理念的指引下,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呼吁“自由”、“平等”、“博爱”,张扬个性,倡导人权,推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此看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文”可以说是大异其趣,论域不同,涵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价值理念。但是,儒家因其对人的关切,其人文内涵和意蕴非常深厚。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是儒家的特点,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特点。西方近代有所谓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有些学者也用这些名词称述中国的儒学,有人则不以为然。无论如何,如果说儒学以人为本位,还是应该承认的。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说以人为出发点,从人的问题出发,又以人的问题为归宿。” 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为研究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重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有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这个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二是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说的就是五种人伦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但要尽职、尽责,而且要尽伦。这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是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是整体主义的,西方哲学张扬的是个性自由,中国哲学着眼的是人伦和谐。正是因为儒家把人纳入到伦理关系当中,倡导人伦义务,并按照规定的义务进行伦理教化,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变成了伦理学,充满了人气,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人文气息。

三是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都是对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的明确表达。将内在的善端扩充,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四是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之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左传·昭公四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人文情怀的典型表达。

五是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几千年来一直激励着仁人志士为之奋斗。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在个人生活中,儒家以道德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社会生活中,以道德完善为理想社会,将仁义(社会的合理性)原则放在首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归根到底,是期望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社会,期望体现一个社会对个体的关怀。以仁者行仁政,将人性善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心带来仁政,这种精神气质是对个体的人性要求,也是对社会理想的人性要求。“小康”是先秦儒家理想中所谓政教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既显示了仁人的高尚道德境界,又显示了理想的社会政治境界,这正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所向往的社会理想境界和美好精神家园。

儒家文化的人文气质或者人文情怀,究竟可以为现代人提供哪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百多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与交流,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历代中国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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